有人说，在重大灾难中，人的生命就像一根脆弱的稻草。这样的灾难，可能是牵动亿万人民神经的青海玉树大地震，可能是书写生命传奇的山西王家岭矿矿难，也可能就是高速公路上普通的一起交通事故。灾难发生后，紧急救援能力就成为挽救生命安全、制止灾难蔓延的关键。民政部紧急救援中心常务理事宁金彪博士，在总结近年来参与紧急救援工作的经验时，提出应将紧急救援纳入国家战略，按照市场规律，将有关资源纳入紧急救援体系，尽快培育与加快发展符合中国国情的紧急救援产业。记者就此专门采访了宁金彪。
记者：在我国，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也呈现多发的势头。紧急救援也受到党、政府和人民群众越来越多的关注。我注意到，汶川地震发生后的两年间，不仅我国政府的紧急救援能力得到了大幅度提升，而且民间也成立了很多紧急救援志愿组织。为什么紧急救援会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
宁金彪：实事求是地说，紧急救援是一个国家战略，是一个关乎整个国家、全体公民和全社会安全及经济发展的大事。从每个人来说，安全不仅是自己的大事，且也是亲人、单位和社会关心、关注的大事。人身安全没了保障，很多事都谈不上，很多工作都难以开展。从经济角度看，自然灾害和事故灾难直接危及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首先破坏的是人、是环境、是生产能力，是人类辛苦积累的财富。且不说大型自然灾害如地震、海啸、台风、冰雪灾害、山体滑坡等带来的巨大损失，即使矿山、交通、火灾、化工等事故灾难造成的人员、财产、生产、生活损失也极其严重，也往往使多年劳动形成的成果付诸东流。有人说，一些年份突发事件带来的负增长占我国ＧＤＰ的5％。这个数据不一定准确，但毋庸置疑，每年的突发事件不仅仅是影响了经济的增长，更重要的是造成了破坏，使得已经积累的财富化作了泡影，甚至还直接影响着下一年度乃至以后若干年内的生产和经济发展。因此，从国家角度说，既然安全、应急、救援是每个人终生面临的问题，所以它就自然是一个基本的民生问题。作为国家，就必须向自己的每个公民提供基本的公共救援服务，保障每个公民的基本生命财产安全。如果国家的公共服务因政府财力等限制不能达到基本要求，其就有责任和义务发动和支持社会组织介入其中，共同完成基础能力建设，解决救援服务短缺问题，实现国家的整体管理目标。
记者：对于我国紧急救援的体系建设状况和能力您是怎样评价的？
宁金彪：近年来，紧急救援受到了国家各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紧急救援能力也在不断提高，但相对于突发事件的多发，我国紧急救援的水平和效率仍然较低。在目前情况下，面临同样一个突发事件时，我国的救援水平、质量和效率要低于发达国家水平甚至世界平均水平。如国内重大自然灾害发生后，美国、俄罗斯、法国、丹麦等国均能在30分钟以内做出反应，而我国做出反应的平均时间则高达6小时，从专业救援队伍的数量与人数看，我国也明显落后于发达国家。而且，救援的不及时在一定程度造成了我国在道路、煤矿、火灾等方面事故发生后的死亡率较高。比如，有人初步计算得知，如果在道路事故中我们换算为万车死亡率，2004年我国的万辆机动车死亡率为9.93人，美国为1.79人，德国为1.04人，日本为0.813人，我国的万车死亡率分别为美国的5.5倍，德国的9.5倍，日本的12.2倍。
我们认为，救援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是及时性不够，科学性不足，救援质量不高。前者的主要问题无非是救援队伍到达慢，未能在最短时间内赶到现场并在最佳时间内实施救援。而慢的原因：一是通讯落后，即联系不到最近、最好的救援队伍，不能及时完成呼救。比如在汶川地震中，就发生了信息不通、通讯中断、情况不明、难以决策的情况。二是交通缓慢，救援人员得到呼救信息后及时出动了，但由于道路不畅、车辆质量差、路途遥远等交通方面的原因，使救援人员难以及时到达现场。这在汶川地震中也有反映，如果不是直升机的配合和发挥作用，一些地方的救援可能还要向后拖延。而救援质量实际上涉及救援人员的专业性、救援装备的种类和科技化程度、救援管理的科学性，我们的救援人员因为大都未经过专业训练、救援装备较为落后、组织管理不甚严密，因此救援质量低就是难免的了。
记者：造成我国紧急救援落后的主要原因有哪些呢？
宁金彪：中国突发事件“多”的原因主要是工业化、城市化、国际化以及市场化的发展速度超过了在安全、应急、救援上的投入力度，救援效率“低”的原因是队伍少、距离远、装备落后、专业水平差。在这些原因的背后，我们认为还有以下一些深层次的原因。
一是经济转型、社会转型、安全形势转型等速度快、程度深、影响大，但人们对安全、应急、救援形势严峻性的认识未相应转变，对“大安全”的理解还不深刻，对“以人为本”本质和内涵的认识还有缺失，对紧急救援的重视程度还不到位，是突发事件多发及救援效率低下的总思想根源。由于存在一定的思维惯性和侥幸心理，加之政府的监管也不是那么严格和严厉，以致于在很多方面都有不投入、不愿投入、不主动投入、投入不足等问题。
二是政府内部条块分割，职能缺位和职能交叉并存，缺少总体设计和综合协调，是突发事件多发及救援效率低下的体制性原因。从政府层面看，主要是缺少总体上的安全、应急、救援的主管部门，缺少对该领域科学系统的顶层设计，缺乏权威有效的决策和沟通、协调机制。部门间职能的分割、资源的重复配置及一些功能的缺位，既浪费了资源又影响了整体工作推进。
三是市场化程度较低，社会整体投入偏少。正像有人说的那样，“政府之所以小不下来，是因为社会没有大起来。”在应急及救援方面，政府并没有完成体制的创新设计，没有进行职能剥离的全面研究，没有进行职权向社会组织调整的系统安排，以致我们的产业化进程极其缓慢，本来应该转给事业单位做的事仍在政府部门内包含着甚至因没有界定清楚而无法启动，本来可以采用市场化手段发展的产业因政府在规划、政策、管理上不明确而无法运作。如在安全、应急、救援的评估、设计、标准、投入、运行、监管上，仍然是政府独家管理或政府既没做也没明确让别人做，这就形成了政府在投入、人力、物力等方面以有限能力面对无限职能、巨大需求的矛盾，使得社会总体投入不足。这也就成紧急事件发生时，我们的准备显得很不充分。以直升机为例，目前全世界共有4万余架直升机，其中民用直升机约2.4万架，平均每百万人拥有4架，而我国2007年底在册的民用直升机只有124架，平均每1200万人拥有1架，为世界平均水平的57分之1，这样一种现状亟需尽快改变。
记者：我们了解到，您最近出版的专著《中国紧急救援体系建设》一书是我国研究紧急救援体系的第一本专著。在书中，您在提出整合资源，重构紧急救援体系的基础上，指出要发展中国紧急救援产业。我们在理解紧急救援时，一般认为应该是政府的公益事业，而作为一个产业而言，一般是以赢利为目的的。您是基于什么提出发展紧急救援产业的？
宁金彪：紧急救援带有一定的公益性，但是对于这种公益的理解不能绝对理解为政府投入。在现实中，公益性具有不稳定性特点。作为公益事业，需要按照公益性原则或精神操作，这种“只有投入不图回报”的事，一方面是政府的职责之一，另一方面由社会无偿提供，如各种慈善事业、各类捐赠捐助、义务活动等，但这种以义务、捐赠为主要依托的公益行为，本身属于自愿活动，而自愿除了自身的经济条件外，还有个自己的道德水平、舆论氛围乃至各种偶然因素的影响，只能鼓励和事后统计，难以事先做出安排，无法做出“公益预算”，更不能硬性摊派。这样，公益活动的贡献就具有了难以保证、保障、持续或者说具有不稳定的特点。对于政府来说，如果自己不能提供较好的公益服务时，就只能将社会的公益作为一个补充而非依靠力量来看待。特别是，我国是个灾难事故多发的大国，如果只靠政府投入、只靠公益捐赠，显然难以满足救援之需；何况，一些与紧急救援有关的装备、产品、行为本来就是企业研发、生产并向社会提供的。
而所谓产业化，主要是按照产业化道路发展紧急救援事业，它一方面说的是指按商业规则和市场规律运作，以此区别于纯行政推动；另一方面指的是按照产业链运作和管理，按照彼此间的业务、技术和经济联系将其构建成一个体系，让整个体系在按市场规则的运转中实现各环节的协同发展，而不是作为一个个彼此孤立的点来运作。紧急救援产业是实业，产业化是发展救援产业的手段；救援产业作为发展紧急救援事业的手段之一，则又必须服从服务于紧急救援事业这个大目标。紧急救援没有紧急救援产业的发展，不仅在经济上我们失去了一个新兴板块，且在安全上我们也会付出更大的代价，在救援上失去主动和效率。
比如，紧急救援装备就是产业化的一大内容。以四川汶川地震为例，尽管全体中国人民表现出了极大的爱心和无私奉献精神，但当时大家极其清楚：我们在一段时间内因信息不通、卫星无法传出必要信息而无法了解震中映秀镇的具体情况，从而让全国人民焦急万分；因道路阻塞又缺少直升机，而难以进行队伍和物资投放，难以及时进行救援救助，从而让大家用赞佩、惊奇、甚至不解的目光看到了俄罗斯米－26直升机的威力；因缺少生命探测仪等先进设备、先进方法而单靠传统的革命精神、双手加撅头的办法难以有效发现深埋瓦砾下的同胞，从而知道了新加坡、日本、俄罗斯、韩国生命探测仪的作用。这里的通讯设备、交通运输工具、探测搜索仪器等，虽然政府可以购买，但需要企业生产。
记者：如果把紧急救援作为一个产业来发展，那您认为应该怎样才能有效地保证紧急救援的公益性呢？
宁金彪：紧急救援服务对于每个个体而言发生概率较小，因此收费水平较低，从而救援机构不可能从某一个人、某一组织、某一区域、某一行业身上获取高额利润，其盈利性主要靠量的积累，靠的是客户或服务对象在数量上的庞大规模。也就是说，紧急救援商业机构可以或必须基于大数法则，通过对大量人群提供具有公益特点的商业性救援服务，从而满足其必要的盈利需求。而且，通常国家在支持紧急救援机构开展商业救援的同时，也会对其盈利性进行约束和限制，确保其公益性与商业性的合理兼顾。因此，我们应该大力提倡和坚持紧急救援的公益性特点，防止这一事业走入歧途，损害其健康发展。谈到具体的办法，我认为，我们应该尽快推动救援与保险的结合。紧急救援是传统保险业务的拓展和延伸，发达的保险业是紧急救援的后台和支撑。保险机构为了减少赔付及赢得市场，愿意协助被保险人尽可能减少事故发生及造成的损失，因此有向前延伸的愿望；而紧急救援要取得大发展，就必须有资金支撑，而与保险的结合是符合紧急救援业自身规律及需要的重要合作途径。而紧急救援作为保险服务的延伸和扩展，能够将保险的事后理赔向前延至事前垫付，体现保险服务的人性化关怀，而且能通过普及救援常识、搜索营救、紧急医疗、保险理赔服务，在事前、事中、事后的各个环节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这种系统性的保障，不但能够丰富保险服务内容，提升保险服务档次，吸引客户，提高保险公司的市场竞争力，而且能够有效防范风险，降低事故损失程度，降低保险赔付率。目前，在我国介入紧急救援较多的优普环球救援和安盛国际救援为代表的国际救援公司，均是以其背后强大的保险公司为后盾的。这些救援公司主要通过与国内保险公司的合作，向购买境外旅游意外险的中国游客提供紧急救援服务。他们作为第三方专业救援服务机构，虽然与保险公司没有直接隶属关系，但进入中国市场后，在开展公益合作的同时，逐渐切入救援保险市场，开展商业宣传和商业合作，逐步壮大并走向公开。但需要指出的是，紧急救援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是个涉及国家安全的大事业和大产业，这个产业的国际化是完全应该的，但如果作为一个大国没有自己可以支配和控制的救援体系，或者说这个体系是以国外机构为主导的，则便潜伏着关键时期的不可控风险，甚至在国际政治格局发生突变时会带来不应有的威胁和危机。因此，我认为，我国应该在充分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在加强与国际救援机构合作的同时，尽快将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紧急救援产业列入发展规划之中。